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杨成武与聂荣臻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聂荣臻比杨成武年长整整十五岁，杨成武始终将他尊为“最崇敬的、最可依赖的良师与益友”，视其为跨越年龄的知己。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时期，亦或是“文革”的动荡岁月，抑或是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之间那份珍贵的师友情谊始终如一。
战争年代结深情
杨成武与聂荣臻的相识，始于中央苏区。在中学时代，杨成武于1929年1月随导师张赤南参与了闽西古城的暴动，从此投身革命，进步神速。1931年春，年仅17岁的他已担任红1军团第11师32团的政治委员。不久后，他首次遇见了聂荣臻。彼时，聂荣臻刚从上海的白区抵达中央苏区，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杨成武在晚年回忆起初次见到聂荣臻的情景时，如此描述：“聂荣臻身材高大，面容清瘦而白皙，身穿咖啡色的皮夹克，英俊且文雅，宛如一位大学教授。”到了1932年3月，聂荣臻接替了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职位。自此，杨成武便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职业生涯。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宜黄仙人桥战役中，聂荣臻莅临杨成武所率第11师32团。鉴于该团团长暂离岗位，长期投身军事工作的聂荣臻与杨成武并肩作战，亲临一线指挥战斗。杨成武部队与兄弟红军协同作战，斩获重大胜利，更成功生擒敌59师师长陈时骥。战斗落幕之际，聂荣臻对第32团予以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在团长缺席的情况下出色完成了任务，并对杨成武赞誉为“模范团政治委员”。
在红军长征的征程中，杨成武身兼团政治委员重任，与团长耿飚、黄开湘并肩作战，率领红2师第4团屡次担任先锋，勇闯难关，夺取要塞，参与了众多著名的战役与战斗。这一过程中，聂荣臻对杨成武的关怀亦不胜枚举。在激战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关键时刻，杨成武不幸腿部重伤，聂荣臻闻讯后，特地叮嘱红2师师长陈光：务必将杨成武抬着前行，切勿将其寄养于民家。在红军部队医生的悉心照料下，杨成武的腿伤迅速痊愈。正是聂荣臻的这一果断决策，为杨成武日后屡建奇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1939年，聂荣臻将军在杨成武、邓华、孙毅、唐延杰等将领的陪同之下，对一分区子弟兵进行了庄严的检阅。
“腊子口一旦得手，全局便豁然开朗。”
于陕北吴起镇，历经漫漫长征之艰辛的杨成武与团长黄开湘均不幸染上重症寒疾。黄开湘不久后不幸离世，杨成武的病情亦愈发严重，接连数日陷入昏迷。聂荣臻闻讯后，心中忧虑万分，遂携医者至其床榻前，紧握杨成武的手，坚定地安慰道：“成武，你的病势终将好转，我们还需携手并肩，共赴抗敌战场！”闻言，杨成武泪眼朦胧，心中涌起一股暖意。终，他战胜病魔，重返战场，英勇抗日。
随着抗战的硝烟弥漫，杨成武肩负重任，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毅然奔赴华北前线，投身于平型关的激烈战斗。战前，副师长聂荣臻对杨成武进行了严格的交代，明确了打击敌援的任务。杨成武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八路军115师主力跟随八路军总部南移。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受命率领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和随营学校等约3000名官兵，在晋察冀临时省委的协助下，迅速在晋察冀地区打开新的局面。杨成武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聂荣臻等人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初期的重要武装力量。1937年11月，聂荣臻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带领杨成武等部抵达阜平，向八路军总部提议将杨成武的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1师，下设三个团，先搭建基本框架，配备干部，待兵员和装备逐步到位后再行充实。独立师成立后，部队迅速壮大。杨成武先后担任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务。
在黄土岭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杨成武（位于前排右侧）与聂荣臻（前排左侧）一同巡视战场，对参战部队进行检阅与亲切慰问。
在聂荣臻的英明领导下，杨成武率领部队在长城蜿蜒之处、太行山麓之间、易水河畔之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在激战大龙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共歼灭日伪军400余人，并缴获了日军众多机密文件。聂荣臻曾言，这批文件的获取，其价值远胜于数百支枪械与数十门火炮。这些文件随后被送往延安，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同年11月，杨成武指挥部队发起了黄土岭伏击战，成功击毙了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此战使得日本朝野震惊，哀叹“名将之花”凋零于太行山巅。此后，杨成武继续率领部队参与百团大战，并坚定不移地度过了华北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
在解放战争的风云岁月中，杨成武继续在聂荣臻的麾下奋战，历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等要职。他率领部队在华北战场辗转作战，指挥或参与指挥了包括大同集宁、正太、青沧、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察绥、张家口、太原等在内的诸多战役，屡获辉煌战果。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杨成武在华北地区整整战斗了13个春秋，那段充满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非常岁月传真情
建国伊始，杨成武将军凯旋自朝鲜战场归来，便全力以赴投身于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自1952年起，他陆续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以及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自1954年10月起，杨成武将军出任副总参谋长，并在总参谋部服务长达20年之久。在1955年4月至1958年9月间，他还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与此同时，聂荣臻将军长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以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等要职。杨成武与聂荣臻将军在工作上的互动极为频繁。
在聂荣臻担任军委职务期间，他对杨成武关怀备至，信任有加。到了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具体领导与组织者。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只要涉及杨成武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聂荣臻总是乐于将其委托予他。杨成武也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完成聂荣臻交办的每一项任务。在聂荣臻统筹“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时，杨成武先后担任常务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为这一伟大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生活中，杨成武与聂荣臻彼此关怀备至。每当聂荣臻身体不适，杨成武总会亲自探望；反之，杨成武生病时，聂荣臻同样表现出深切关怀。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个六月，杨成武夫人赵志珍向聂荣臻汇报，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杨成武时常感到天旋地转，甚至有一次不慎跌倒，经医生诊断，确诊为美尼尔氏综合症。那天，聂荣臻全天都有会议安排。在下午会议结束后，临近晚餐时分，聂荣臻提议立即前往杨成武家中探望。秘书建议晚餐后再去，但聂荣臻担心晚上可能还有会议，坚持立刻动身，并因此推迟了用餐时间。同年11月，杨成武因工作过度紧张再次病倒。那时，聂荣臻刚从西北试验基地主持导弹核武器试验归来，得知杨成武病重的消息后，便在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试验情况的途中，匆匆赶往总参招待所，看望正在那里休养治疗的杨成武。
在平津战役即将打响之际，聂荣臻将军与华北军区第19、20兵团的领导人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李天焕、杨得志、杨成武、聂荣臻本人以及罗瑞卿。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休养，勿信谣言。”毛主席还亲自安慰聂荣臻，表示“若论杨成武的后台，第一是我，其次是您。”
“杨成武不愿来我这里。”这似乎暗示了其态度的不从。聂荣臻进一步指出：“既然他是副主席，打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为何不能让他过来？”聂荣臻返回后，对秘书表示这情形实在荒谬，竟成了被打倒的借口。
“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和家人被关押、监禁6年半时间。1974年建军节前，“杨余傅事件”得以平反。8月4日，杨成武临时从北京医院出院，在夫人赵志珍的陪同下，来探望聂荣臻夫妇。他们从下午3点谈到吃晚饭，共进晚餐后又谈到8点，杨成武夫妇才回到医院。谈话中，听到杨成武夫妇6年多来所受的种种悲惨遭遇的诉说，聂荣臻夫妇为之动容，不住叹息。
1959年，杨成武曾随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一同参观了一场防空展览。
“杨成武同志将负责总参的工作，总参事务由他负责。”1975年1月，中央决定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邓小平在总参干部会议上表示：“总参的实际负责人是杨成武，我仅是名义上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四人帮”一伙加紧实施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因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被打倒，实际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在叶剑英、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一段时间，杨成武同叶剑英、聂荣臻一起住在西山，接触的时间更多、更密切。后考虑安全因素，聂荣臻、叶剑英先后下山，杨成武成为两位老帅的“联络员”。9月21日，聂荣臻委派杨成武去找叶剑英，建议“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10月6日，党中央果断出击，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新时期里显浓情
自“四人帮”覆灭以来，聂荣臻与杨成武持续在人民解放军中执掌要职。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聂荣臻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肩负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重任。同年9月，鉴于工作需求，杨成武被调往福建前线，就任副总参谋长及福州军区司令员之职。在改革开放这一崭新的历史阶段，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辛勤耕耘。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央军委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军队高层领导班子人员调整。彼时，杨成武已年满65岁，自两年前离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以来，便已履职多时。面对军队高级干部普遍老龄化的问题，聂荣臻认为杨成武的年纪尚可，身体状况亦佳，且在总参谋部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丰富，对军队事务了如指掌。基于此，聂荣臻认为杨成武重返总部，担任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得力助手，实为适宜人选。为此，聂荣臻特地致信军委，并指派秘书周均伦亲自向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领导同志传达其意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聂荣臻的提议最终未能付诸实践。这一事实亦充分体现了聂荣臻对杨成武的长期且一贯的赏识。
1983年6月，在北京，聂荣臻与杨成武亲切接见了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
1983年6月，杨成武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卸任福州军区职务，重返京城。自1987年起，聂荣臻与杨成武先后从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退休。那时，聂荣臻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杨成武便时常前往探望。在此期间，自上世纪50年代便着手编撰的《晋察冀抗日战争史》与《华北解放战争史》一直未能成书，战史续编工作拖延甚久，直至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方才完成并出版。编写过程中，诸多难题涌现。其中较为棘手的难题，常需提交聂荣臻审阅。聂荣臻总是建议，先由杨成武提出意见，再行商议。在聂荣臻着手撰写回忆录，以及传记组编辑《聂荣臻传》之际，他多次叮嘱相关人员，在搜集资料和形成初稿阶段，应多采纳杨成武的意见。聂荣臻强调，杨成武同志在战争年代与我并肩作战，他记忆力出众，思维敏捷，听取他的意见无疑大有裨益。在编写组举办的多次座谈会上，杨成武贡献了诸多宝贵情况和把握分寸的见解，为编写人员提供了巨大助力。
“成武，你不必急着走，我已有久未如此畅谈。”5月上旬，聂荣臻的病情逐渐恶化，杨成武得知此讯后，心中忧虑不已，多次关切地询问病情。不久，当他听闻病情有所好转，心中稍感宽慰，却未曾料到，不幸的消息很快便接踵而至。
1986年6月，聂荣臻将军与杨成武将军相聚一堂，畅谈长征的往昔岁月。
5月14日之夜，聂荣臻同志不幸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同志办公室的负责人周均伦，分别向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进行了汇报。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赶到聂荣臻同志的家中，随即分头通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让他们能够前来向聂荣臻同志做最后的告别。正是深夜时分，周均伦因过度悲伤与紧张，未能及时安排通知与聂荣臻同志长期保持密切交往的杨成武等老领导前来告别。次日清晨，当得知聂荣臻同志去世的消息时，汇报秘书的话音未落，杨成武同志便泪流满面，他立即召集家人驾车前往。在聂荣臻同志的住地门前，杨成武同志见到周均伦，他在悲痛中责问道：“周秘书啊，我在聂帅的领导下工作了整整60年，他逝世，你为何不通知我，让我能见上他最后一面？”言毕，泪水如泉涌。杨成武同志的真情流露，让周均伦等在场人员深受感动。
“肝胆俱裂噩耗传，师恩如山痛失怀。运筹帷幄功勋显，教诲恩泽永铭怀。”诗中流露出杨成武对聂荣臻离世的无尽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