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尼克松访华录音被曝光，竟意外揭开周恩来身上的一桩谜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足北京天竺机场，与迎候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这一幕瞬间震撼了全球。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见面，它象征着两个大国之间漫长而复杂的对峙即将画上句号。这背后，隐藏着两国几十年间的恩怨纠葛。
这次历史性的跨洋握手，绝非偶然。它的达成，凝聚着中方高层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原则的坚守，以及对所有细节的极致把控。而关于周总理本人外语水平的“谜案”，也正是在这次访问中，通过一些不经意的瞬间，获得了清晰的解答。
总理的外语谜团
坊间曾流传，周总理精通多门外语，甚至有人说他会八门语言。这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并非空穴来风。
周恩来总理的语言天赋，早在其青年时代便显露端倪。1913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时，国文、英文、数学是必修课，这为他日后的英语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7年，他从南开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便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旅程。在东京，他以补习日文为主，兼学各科，即便后来因未考取官费生而回国，但能在人生地不熟的东京生活一年半，也足以说明其日语并非一窍不通。
有日本友人回忆，在外交场合，周恩来曾说出过清晰的日语。甚至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他能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直接交流，无需翻译便能接话，还问起东京上野的树林和神田区的书店街是否依旧。
周恩来真正的外语高峰，则是在欧洲勤工俭学时期。1920年底，他先抵达法国，随后辗转英国，又回到法国，边学习法文边为国内报刊撰稿。
他不仅在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等欧洲国家进行社会调查，更是在这段时期，法语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美国作家海明威曾于1941年在重庆与周恩来用法语交谈，对周总理不用翻译便能听懂法语感到惊讶。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回忆录中也评价，周总理虽有出色法文翻译，但总能明察秋毫，礼貌地指出并纠正翻译的细微失误，足见其法语功底之深厚。
除了英、法、日三语，周总理也因工作需要涉猎俄语，甚至在分管外交时，接触拉美国家人士，略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因此，说他至少熟练掌握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五门外语，是确凿无疑的。其中，英语和法语水平最高，尤其以英语为最，但他本人却最钟情法语。
外交场上的智慧
既然周总理拥有如此高超的外语能力，为何在接见外宾时，他身边总是站着高级翻译？这并非他不懂对方所言，而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准则。
在正式场合，坚持使用本国语言，是对国家尊严和自重的明确表达。正如1950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严格要求只吃活鱼，强调这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要在细节上做到锱铢必较，并非讲究排场。
伍修权将军在1950年代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面对“台湾”代表不用中文发言，犀利指出对方连中国人民的语言都不会说，深刻体现了语言与国家身份的联系。
1954年，周总理首次访问印度，他在机场讲话时，先由翻译口译成印地语，再翻译成英语，这便是对东道国最基本的尊重。周总理向来如此细致周到，尤其在重大外交场合，力求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把柄。
而这次尼克松访华，也为我们展现了更多周总理对外交细节的极致掌控。美方特使黑格将军在1972年1月访华时，曾对周总理提及“theU.S.governmentisconcernedabouttheviabilityofChina”。
当时章含之女士将其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周总理听后眉头微皱，会后立即要求章含之查阅牛津大词典，确认“viability”的准确含义。
第二天，周总理便直接向黑格指出其用词不当，明确表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这种对词语精准度的追求，彰显了他作为外交家的严谨。
欢迎尼克松总统的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致辞时，将1.6万英里错译为6万英里。现场只有周总理一人听出了错误，他随即抬头示意章含之，让她立刻更正为16000英里。
这一幕，至今仍能在网上流传的尼克松访华原始录音中找到，也正是这篇文章标题所指的“谜案”被揭开的瞬间。这无疑证实了周总理卓越的英语听力。
幕后交锋不断
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中美双方在礼宾和安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幕后交锋。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争执，实则关乎两国的主权和国家尊严。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虽然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但几十年的隔绝和猜忌并未完全消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新华社一份日常英文公报，竟然不小心被服务人员送到了美方房间，上面正好印着毛主席语录“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美方态度严肃地找到中方人员，对此事表示关切，担心这是一种政治信号。周总理得知后，立刻下达“死命令”，所有报纸杂志一律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许送入房间。
此外，为了迎接尼克松，北京的“反帝医院”悄然改名为“首都医院”，而“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这些细微之处都体现了中方在外交上的用心与谨慎。
尼克松访华前约一个月，1972年1月3日，黑格将军率18人先行抵达北京，与中方商讨所有访问细节，其中最先出现分歧的便是总统专机问题。
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前往上海、杭州，全程都必须乘坐自己的“空军一号”，理由是安全考虑，以及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需24小时与白宫保持联系并携带核武器密码。
然而，中方坚决维护国家领空权，认为在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不允许未建交国家的飞机自由穿越领空。中方提出提供伊尔18飞机，并强调安全绝无问题，甚至表示总理可以陪同。
双方僵持许久，最终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出了让步。协议规定，“空军一号”可先飞上海，上海飞北京时不必转乘中方专机，但中方需派先遣小组和一名领航员登机。
唐龙彬回忆，他便是7人先遣小组的一员，有幸登上“空军一号”，他认为这7人小组具有代表国家主权的意义。而此次为“空军一号”领航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至于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其他行程，从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
地面交通工具也引起了类似的争议。美方执意要自带防弹车，中方同样坚决不允，认为难以预料车内装载何物，也不便检查。最终，美方再次让步，尼克松乘坐了中方提供的两辆苏联产“吉斯”牌防弹车，其中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
安全方面的分歧也普遍存在。美方习惯安排警卫提前到场使用先进工具进行测试，中方则有不允许他们进入的特定区域。最终，双方安全人员同时在场，但中方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而美方则在技术方面拥有不可争议的优势。
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游长城时，她常看到美国安保人员拿着一个黑色小盒子，通过步话机通知总统的位置和随行人员，这在当时对中国人而言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翻译引发的深思
尼克松抵达当天下午16时，原定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然而，一向守时的尼克松却“迟到”了。直到17时55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才宣布：“在抵达北京3小时后，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会谈。”
美方此前一直急于确认能否与毛泽东会面，但由于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中方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答复。直到当日下午约14时，毛泽东才通过护士长吴旭君通知王海容，要与尼克松谈一谈。
唐龙彬回忆，当时尼克松等人已在驻地休息，时间非常紧张，总理也显得异常焦急。然而，时任外交部美大处处长的丁原洪则否认这是毛泽东的随意之举。
他解释说，那时所有领导人的会面时间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只是美方没想到毛主席会刚下飞机就召见，原以为会先与总理会谈，再层层升级。
尼克松一行匆忙赶往中南海，为了保密，他只带了两名随身警卫，瞒过了国务卿罗杰斯及其他手下官员。大批美国记者毫不知情，但《泰晤士报》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中南海外蹲点，在15时多看到车队疾驰而入，抢先发出了新闻。
周恩来总理也立即赶到中南海，亲自安排会面细节，甚至连毛主席吐痰的痰盂放在哪里都非常在意。他极为熟悉毛主席的习惯。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毛泽东握着尼克松的手长达一分钟。这次历史性会谈由唐闻生担任翻译。冀朝铸回忆，他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时，声音太大“吓了主席一跳”，而唐闻生是女同志，声音温柔，毛主席便点名要她来翻译。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前的最后三次接见中（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都是由冀朝铸担任翻译的，那时毛泽东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原定15分钟，却持续了足足一小时，老人家显然谈兴甚浓。期间，周恩来三次抬手看表，这对于一向注重礼数的总理来说，显然是有意为之。
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了欢迎宴会。总理甚至亲自决定了宴会播放的歌曲，他让人事先调查了美国人喜欢的曲子，特别是尼克松喜欢的，最终选择了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美丽的亚美利加》，果然让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本人也做了充分准备，在宴会上，他能熟练使用筷子夹取菜肴，并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与中国人的距离。
然而，宴会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方翻译、国务院外交官傅立民（ChasW.Freeman）拒绝上台为尼克松翻译致辞。傅立民回忆，当时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微妙，他直到当天晚上才接到通知，但总统秘书霍尔德里奇称没有书面稿。
傅立民坚持认为肯定有，因为祝酒词就是他本人起草的。他急于要稿子的原因，是其中加进了一句毛主席的诗词，他必须知道是哪一句，以免上台翻译出错，那是很糟糕的。总统仍坚持没有稿子，傅立民便拒绝上台。
无奈之下，美方只得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冀朝铸和唐闻生在登台前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紧张地猜测那几句英文到底是毛主席哪首诗词。果然，尼克松的讲话里有“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句。
当晚，傅立民心情郁闷，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见他不高兴，递给他一支烟安慰他，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抽烟，结果一抽就是30年。
他事后回想，仍觉得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记忆力好，想给外界留下即兴演讲的印象，怕他拿出讲稿翻译会“穿帮”。
在一次谈判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利益是“parallel”，中方翻译直译为“平行”。然而，弗里曼却提出异议，认为“平行”在中文中意味着永不相遇，而总统原意是殊途同归。
周总理听后很有兴趣，问他如何翻译更准确。弗里曼答道：“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周总理对此表示赞赏。
会后，周总理召集中方翻译，反思为何未能用出“殊途同归”这类词语，认为这正是缺少中国文化底蕴的表现。他强调，“平行”只是初中生都会的简单词，但要翻出“殊途同归”则需要深厚的文化训练。
周总理还曾指出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翻译劳远回的错误。在一次会谈中，双方都用到了“aswell”这个短语。事后，周恩来询问劳远回其确切含义和如何准确运用，劳远回却不知如何回答。而章含之则准确地解释为“inadditionto”，得到了总理的满意。
尼克松访华结束前夕，《上海公报》正式发表，这标志着中美两国破冰的里程碑。晚宴上，周总理对弗里曼说，你在台湾学的中文，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是大学问家，他写的《柳文指要》，他想章含之看不懂，但弗里曼可能看得懂。
至于冀朝铸，这位站在周恩来身后的高大翻译，在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几乎出现在所有美国报纸上。然而，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他却神秘地“消失”了，原本他的位置变成了一小块空白。冀朝铸在很长时间后才得知此事，直到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他才“回”到了总理身旁。
笔者以为
1972年的那次握手，并非简单一瞬。它不仅仅是中美关系破冰的序曲，更是全球政治格局革新的催化剂。这场外交大戏的成功，其深层原因在于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以及他对每个外交细节的极致把控。他不仅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将国家尊严融入每一个谈判、每一次会晤的卓越外交家。他对待翻译工作的严谨和对文化底蕴的重视，塑造了中国独特而强大的外交队伍。这场历史的握手，提醒我们，真正的外交成就，是宏观战略与微观操作的完美结合，是国家意志与个体智慧的共同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