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1930年代的动荡中国，一位青年悄然潜入敌方阵营，他的身份如同幽灵般难以捉摸。在特务重兵把守的密室中，他自如穿梭，与敌方高层面对面交流，递交文件，撰写法令。每当他提笔，情报便源源不断地流向延安。
随着他官位的迅速提升，他开始感到不安，向更高层级的上级寻求指导。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大胆地继续攀登更高的职位”。身份一旦暴露，便是生死攸关，为何组织却鼓励他继续升迁？
暗涌少年
1908年，在黑龙江巴彦县雌凤岗，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被命名为李亭芳。然而，不久后，这个名字便被他自行摒弃，他更愿意以“李时雨”自称。自幼聪颖，五岁便入私塾，阅读速度惊人，老师读一遍，他便能背诵一页。课余时间，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玩耍，而是捧着一本破旧的《水浒传》，一坐就是一天。
他对宋江尤为着迷，常在村头讲述宋江诛杀贪官、拯救百姓的故事。邻居询问他的名字时，他回答：“时语。”这句话的意思是“及时雨”，是他自己为自己取的别名。
1926年，李时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所新学校的环境让他耳目一新。同学们私下流传着一些小册子，封面写着“马克思”、“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字样。他对此深感兴趣，不到半年，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
1930年初，李时雨进入北京政法大学学习。最初两年，他表现得非常本分，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背诵法条，记录判例，默默无闻。然而，1931年秋季，“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向南方进发。李时雨在食堂读完当天的报纸后，未及用饭，放下筷子便向街道奔去。
他匆忙地奔向北大红楼前，那里正在进行学生集会。不久后，他迅速转变为游行指挥。就在那个冬天，他成功加入了党组织。
1932年夏日，北大爆发了一场抗议活动，他站在讲台上，面前是北大、清华、法大的学生，后面有人举着写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字样的标语。他高呼口号，声音虽不大，却句句直击人心。游行震撼了北平城，日军加强警戒，国民党特务四处搜寻“李指挥”。
他神秘消失，无人知晓他在早上演讲结束后，便乘坐火车前往哈尔滨。抵达哈尔滨后，他化身为“搬运工”，实际上是在组织铁路工人破坏运输线。那年八月的一个阴雨之夜，他带领三人，穿上工装，潜入兴隆站货场。当时日军岗哨警惕性较低，他们悄悄接近一列装载武器的军车，用撬棍打开连接锁，将炸药藏好。
装置准时设定后，三人迅速撤退。不久，夜空中传来两声巨响，铁片四散，火焰冲天。
那一夜，黑龙江前线的调动遭遇了困难，日军内部受到冲击，有三人的名字被列入通缉名单。几天后，李时雨悄然返回北平，白天继续正常上课，夜晚则秘密撰写情报，利用校园身份来隐藏自己的踪迹。
1934年，他依照正规程序和毕业要求，从政法大学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书的当天，他就接到了组织的最新指令：潜入东北军，搜集军事情报。
他没有军籍，也没有战斗经验，究竟是如何加入军队的呢？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想起一个老乡，这位老乡过去曾在张学良公馆担任相关职务，如今已是警卫室主任。凭借这种关系，他获得了一封推荐信，以此身份进入“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成为了一名中尉办事员。
该岗位看似平凡，却足以进入办公室，接触到文件，并紧跟调动指令。白天，他在办公室里负责电报的抄写工作；夜晚，则回到家中，在日记本上默记关键信息。第二天，他会利用特定的暗号对这些要点进行整理，并将其交付给联络人。
每晚，他需撰写五六页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完全依赖于他的“心算”能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来记忆和背诵，从未出现任何错别字。
到了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即将改编，军官的调动异常频繁。组织通过密信指示他，要他离开军队，转而加入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他整理了手头仅有的那只破旧的皮箱，夜间乘坐火车向南方行进，原本打算途经天津后再返回北平。然而，刚到天津，车站广播中便传来了“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标志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北京沦陷。
城市陷入封锁，通讯中断，联系人消失无踪。他在天津的街头滞留，所剩钱财不多，只能靠打零工和在旧书摊上抄写来维持生计。
在日伪统治下的天津处于沦陷状态中，随之成立了日伪治安维持会。在此期间，吴光弼凭借与旧部的关系担任了总务科科长。随后，李时雨前往吴光弼处拜访，鉴于当时相关岗位人手不足，吴光弼便协助李时雨获得天津检察院的职位，并颁发了一张加盖伪政府公章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如同“免死金牌”，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过关卡和哨所。
凭借这一身份，李时雨获得了运送物资的便利。在一次任务中，他假借公务车之名为名，将无线电设备秘密运送至延安。这些设备被巧妙地隐藏在车体的暗格内。在经过日军关卡时，李时雨凭借流利的日语与军官交流，顺利通过了检查。
他依旧回到了检察院，继续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秘密行动。到了1939年，检察系统在情报方面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他主动创造“机会”，以参与法案起草为由，混入会议。陈公博注意到了他，在一次立法会议上，他准确指出了条文中的矛盾之处。陈公博点头称赞：“此人可重用。”
随着汪伪政府的建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从而真正步入了权力的核心。他起草法律、审议条款，每一次提笔，都有情报从延安传出来。
然而，他开始感到焦虑。随着官职的不断提升，暴露的风险也在直线上升。在一个夜晚，他写下了一封加密的电文，以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几天后，他收到了简短的回电：“大胆向上攀，随时听从指挥。”
在那个夜晚，他将秘密电文妥善藏匿于抽屉之中。翌日，他照常投入工作。陈公博对他越发器重，于宴会上公开赞誉他“才识出众”。到了1941年，他荣获少将军衔。身兼文武，他全面负责立法与警务工作。他所收集的信息更为全面，对日军的部署、军统的指令以及粮草的分配，他都逐一详细记录，并将这些信息传递回后方。然而，敌人对他毫无防备。
重返险境
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迅速崩溃，陈公博选择了自杀，其追随者纷纷逃离。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时雨未能立即返回队伍。
就在此时，一位旧友余祥琴找到了李时雨。余祥琴曾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现在因担心即将到来的清算，计划投奔国民党。他需要一个拥有“体面背景”的人作为通行证，而李时雨成为了他的首选。
面对邀请加入国民党并借此机会打通上海情报系统的提议，李时雨表面上显得犹豫不决，实则内心已洞悉这是他再次潜入的好机会。
不久后，余祥琴出现，将他引见给军统的高级领导人。经过多轮严格的审查和甄别，李时雨提交了详尽的“背景履历”——包括他在东三省的军务经历、担任汪伪政权立法委员的职务，以及参与法律草案制定的记录。
当时戴笠尚未离世，正致力于扩大上海情报系统。他特别偏爱“用熟人、用老资格”的做法，加之有手下人的推荐，李时雨“小李”得以被录用，并担任了“军统上海区二站社会组组长”的职位。
尽管职位并不显赫，但所掌握的权力却是切实存在的。他拥有查阅民政档案的权限，能够调取公安记录，洞悉警务动态，并且具备选拔情报员和接触特定对象的权力。
他再次潜入敌方核心，但此番并非以伪职身份，而是直接融入了对手的内部。
戴笠秉持着“无信不立”的人情观，有人将重任交付于他，同时却又暗中派遣特务调查他的背景。特务们不断侦查，最终仅发现了他过往的职务和一张来自东北军的委任书，结论是“立场模糊，但可控”。
李时雨对情报处理极为慎重，他精挑细选重要信息送往目的地，将微不足道的报告外发，而将至关重要的文件另辟途径，秘密传送至延安。表面上是军统的一员，实际上他扮演着信息中枢的角色。
他一方面严格执行命令，另一方面巧妙地扰乱计划。情报系统向北方派遣人员执行刺杀任务时，他提前泄露机密，导致目标转移，使得军统无法找到漏洞。他们只认为计划泄露是其他途径所致。他趁机推荐看似“清白”的人选接替敏感任务，而这些人选实际上是地下党成员，进一步渗透了内部。
这样的行为代价高昂。他常在深夜惊醒，汗流浃背。每一天都可能成为最后一天。
1946年春天，戴笠在飞机失事中丧生，毛人凤接任军统首领。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就是对旧部进行整肃，审查标准为：背景不明、履历复杂、行为可疑。
李时雨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之中。
夜半时分，他悄然被秘密带走，行动迅速至极，随即被关押在军统的临时羁押所。未经审讯，便被直接带上铁椅，送入水牢，遭受灌凉水以及压杠子等刑讯手段的折磨，连续多日遭受逼供。
他坚称：“仅按命令行事，从未通敌。”他坚守沉默，不肯透露任何实情。
数日后，特务部门得出结论：“尚无确凿证据”，但“既不能释放也不能处决”。最终，由于“证据不足”，他被移交司法程序，被判处七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并被押送到提篮桥监狱服刑。
这座牢狱曾关押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政见不合者、嫌疑人以及叛徒，但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
他日复一日地劳作，夜晚则静坐沉思，口中低声吟咏《道德经》，反复念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在狱中，他结识了两位犯法者，白天他们探讨案件细节，夜晚则一起在灯光下阅读，竭力将自己伪装成普通人。他们与党派完全断绝联系，只能静待时局变动。
重返队伍之际
迈入1949年，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物价节节攀升，狱警的薪水无法按时发放，监狱方面宣布释放了十五岁以下的无期徒刑犯。李时雨便在其中，出狱时，他面容憔悴，胡须未修。
他回到了曾经居住的地方，暗中探听昔日部下的行踪。大多数人选择回避，不愿谈论往事，而有一部分人则开始悄悄地向共产党靠拢。他深知，变革的时刻即将到来。
军统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仍在暗中活动。有人认出他已重获自由，立刻向军统上海留守处上报了这一消息。
“对李时雨的处置刻不容缓。”一道紧急指令下达，暗杀行动随即展开。
中共地下党早已做好防范措施。当李时雨得到消息的那天傍晚，他和妻子迅速行动，当夜驾车逃离上海，途径广东后绕道抵达香港。
在香港的土地上，他成功与驻港办事处建立了联系。数日之后，一艘轮船从维多利亚港启航，他站在船舷边，身穿长袍，手持一只破旧的皮箱，眼神中既无光彩亦无泪痕。
船只抵达烟台后，他转乘铁路前往北平。
那年春天，北平宣告解放。他来到中南海门前，递交了一封信：“李时雨归队，请指示。”
站岗的战士接过信件后，立刻打电话。不久，一位干部快步走来，引领他进入院内。
十五年的地下生涯，终于得以归队。
归来之际，他首要之务便是梳理，整合十五年间所有的情报渠道，搜集潜伏据点，以及死信箱的具体位置。他未曾以英雄自居，也未主动邀功，只是淡淡地说：“我还有未竟之事。”
同年，军统档案中新增一条备注：“李某，编号834，已脱离联系，档案封存。”
他的“少将”军衔不再被提及，作为“立法委员”的身份亦鲜有人记得，那特制的通行证早已失效。
在延安，人们清楚记得，在华东战役爆发前，他传递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揭露了国民党的一条关键粮草补给路线。那封电报，为前线调动节省了整整十天的时间。
未曾握枪、未曾持刀、未曾掌军权，他却以笔为武器，传递情报，抵挡死亡。凭借这些，他一次次做出精准判断，发送一封封无名的电文，为无数干部避免了暗杀的命运，这是他十五年的成就。
他未曾重返东北故土，也未曾接受过采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生活变得平实而简约，从不提及过去的经历，只是偶尔会提及，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天津的包子味道十分美味。
关于他的记录，只有极少数档案中留下了他的代号。
“红码437，任务完成，已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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