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58年毛主席与周谷城等学术界好友聚谈：关公究竟姓什么？结果无人答对
原标题：1958年毛主席问周谷城等学术界好友：关公姓什么？结果无一人答对
一九五八年九月的西子湖畔，晚风拂过柳枝，水面荡开一圈圈涟漪。一辆黑色“吉斯”轿车停在杭州刘庄。车门一开，周谷城扶了扶眼镜，笑里带着久别重逢的期待。这位素以渊博著称的历史学家刚刚踏进庭院，就听见屋里传来洪亮的湖南乡音——毛泽东正在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湖山掌故。此刻，政治议程尚未展开，宾馆里却弥漫着难得的书卷气。
“主席，您可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给请来了。”周谷城稳稳站定，还未来得及寒暄，一句爽朗的问话便飞过来：“老周，你给我说说，关公究竟姓什么？”五十多岁的周谷城自认读遍古籍，一愣神，竟语塞。屋内几位同被邀来的专家学者亦面面相觑，空气里飘起一种好奇又拘谨的静默。
照理说，蜀汉大将关云长，人人都记得那一抹偃月刀起落的雄姿，呼喊一声“关老爷”早成习惯。可谁也没想过，这位千古英雄的“姓”居然另有玄机。学者们犯难，毛泽东却兴致盎然，他吟了句：“关公若真姓关，何来此问？”随即大笑，显出几分淘气。
“主席，这……难道不是关？”周谷城探问。毛泽东摇头，道：“史有异说，他本姓冯。”一句话如石落湖心，众人眉峰一挑，随即纷纷追问典据何在。毛泽东不急不躁，取烟点燃，慢条斯理引述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又谈及《三国志》佚文与民间传说，把一个“姓氏之谜”娓娓道来。
就这样，一场原本可以枯燥的会议序曲，被一问“关公姓冯”的话题带偏。无关宏大叙事，却让在座诸君都放下了拘谨。几杯龙井入口后，话锋转向昔年往事，厅里笑声不断，浓茶、雨丝与泛青的书页，共同构成了那一晚的底色。
周谷城此行并非只为闲谈。毛泽东给他留了整整两天，白天开会，夜里促膝。两人从湖湘乡谣说到普列汉诺夫，从《周礼》谈到《共产党宣言》，引述古今，互不让步，时而点头称是，时而干脆争得面红耳赤。知己之间，就爱掰扯个究竟。
追溯两人交往，要把时钟拨回到一九一三年。彼时长沙，省一师附小刚开学，年轻的助教毛泽东披着长衫迈进校门。那时的他每日晨跑岳麓山，夜宿书舍。某天晚课后，他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直奔新来的英文兼伦理学教员宿舍。推门一望，满屋子书香扑面。
戴圆框眼镜的周谷城起身相迎，俩人无须客套，翻开桌上一册《资本论》，不经意一句“你也在读？”点燃了通宵长谈的火种。他们谈费尔巴哈，也谈曾国藩；谈乡民壮举，也谈欧洲工运。书和茶都空了，人却愈发精神。
各自的道路却很快分叉。中共一大后，二十来岁的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农民运动；周谷城则漂向上海租界，在黄浦江畔做起翻译与写作。他翻蔡元培的文章，校勘古籍，也潜心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海报纸上偶尔出现“周谷城”三字，长沙的毛泽东总会捧读，再在回信里评点一二。
书信往来增进了默契。有一年冬日，毛泽东在安源矿区发动工人罢工，夜里寒风刺骨，他仍趺坐煤油灯下读周谷城寄来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毛边纸上批注满篇，墨迹与煤尘混成一色。第二天，他回信一千余字，分析斯宾塞与康德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双方的信件，后来被家属整理，厚厚一册，如同民国知识界与革命先锋的并行轨迹。
周谷城虽自嘲“怕死”，却并非只会著书。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就带队游行，声讨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血案。旧长沙警察鸣枪示威，他依旧站在人群最前，扯着破嗓呼号。不少同学还记得，那天的周老师鞋跟都跑掉了。
又过了几年，日本不愿归还旅顺、大连，舆论哗然。周谷城与进步青年谋划“外交后援会”，大量散发《一中学生》，在编辑室的油墨味里写下“寸土不让”的檄文。湖南督军赵恒惕烦得很，下令取缔刊物。面对封条，周谷城把书稿塞进行李，转道上海，继续宣传。
他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提枪的人去前线，我以笔为枪，也不算逃避。”这句似自嘲又似誓言的话，后来被学生记录在笔记本上，传为佳话。
一九三二年，周谷城在广州暨南大学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忙着赶《中国通史》清样。就在书封还散发着油墨味时，新任校长雷厉风行地要“整肃红色思想”，首先动手的正是这位“马克思味儿太浓”的教员。系主任一纸罢免，又把他赶到世界史课堂。外人看是贬谪，他却趁机跳进更广阔的历史长河，十年后交出三百万字的《世界通史》。
再说毛泽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延安窑洞里点着马灯研读《资治通鉴》。周谷城的《大英百科全书》摘译本飘洋过海寄到延安，毛泽东翻完在封底写下“学而时习之，可于此地所得甚多”的批语。毛、周之间，学问如同无形的桥梁。
这种桥梁，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显珍贵。北京中南海的灯火常常亮到深夜，总理周恩来安排访客名单时，只要看到“周谷城”三个字，总会得到一张提前的通行证。毛主席给文胆，也给朋友留出空间。他的信口提问，好像胡同口的乡邻招呼，却能让一屋子博士教授自愧弗如。
回到杭州那一夜，“关羽姓冯”的典故被娓娓道出。原来，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里说，关羽年少时名冯相，因杀豪强，被迫逃亡。行至潼关，关令盘问，他抬头见城门两字“潼关”，灵机一动改口姓关；又望天上飞转羽鸟，随口称名“羽”。于是后世皆唤“关羽”。说罢，毛泽东掐灭烟头，“不过，此事未必可作定论，但考证思维不能丢。”
在场学者无不叹服。有人追问：“若真亦假，假亦真，何以辨？”毛泽东笑回：“史料不足，可留疑，切莫自作圣人。”这句戏言被记进周谷城的日记，也成为学术圈里一段趣谈。
事实上，关于关羽族姓，目前有冯、关、胡等多家之说。湖南湘潭的乡贤馆里，有石碑记载关羽父亲名关环；山西运城常平关帝祖庙内的《关氏族谱》则沿用关姓世系。学界普遍谨慎，认为“关羽即云长”固若金汤，而其早年名字、族籍因史料失散，尚难盖棺。毛泽东的说法提供了另一种民间文本，但并非定论。
有意思的是，周谷城回到上海后，专门派学生到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归田琐记》光绪刻本，对照梁章钜的原文，又查《三国志》、《三国志集解》及明清笔记，写成《关羽本姓考》，刊于《学衡》杂志。文章开头一句“谨以此答主席一问”，让读者先是一怔，随即会心。
在学识以外，二人更关心国家走向。一九六一年春，国民经济困难，毛泽东南巡调研，行至杭州又忆起周谷城。当晚相约虎跑泉听水声，席间谈到“要腾出手来稳定经济”。周谷城提出，可借鉴《资政新篇》里“螺旋式改进”的思路，先稳后进，分步调节。毛泽东拍案称善，在随行笔记上写下四个字：“可作参考”。
再看周谷城的晚年。文革风雨中，他曾受冲击，却始终守着几柜线装书，坚持整理《义宁周氏家谱》与《世界通史后编》。文革后重回讲席，白发却精神矍铄。一九七八年，他被推举为全国人大常委。有人问他为何不回政界更高位置，他摇头：“历史的课本尚未写完，何处谈功名。”
毛泽东逝世后，周谷城在悼词里只写了一句：“吾兄千古，山河长在。”字字如泣，不作渲染，却重若千钧。曾经的关公小典故，也成了他心里亮着的一盏灯，提醒学人切莫自满，要多读多思，敢于怀疑。
翻检二人交往，一条清晰脉络跃然纸上：革命需要学问，学问也需胸怀天下。毛泽东的广搜博览，为治国时的宏大视野提供了底色；周谷城的家国情怀，则让严谨史学点染了血性温度。这种彼此砥砺的友谊，并非简单的私人情感，更是一段跨越战火、课堂与庙堂的精神共振。
从南昌起义的炮火到杭州烟雨的小坐，他们共同见证时代巨变；从黄卷书香到万里征程，他们也共同完成了自我锻造。若要寻找这一代人共有的精神密码，也许可以归结为八个字——读书救国，知行合一。
关于关羽那桩“冯与关”的公案，史坛或许永无定论。但它在一九五八年的杭州，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学者与领袖之间更深层的默契。学问之于人生，原非锦上添花，而是照见来时路，也映亮前方。
如今翻读那晚的谈话记录，最打动人的，倒不是关羽姓氏的谜底，而是他们在困顿年代养成的思辨习惯——听见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第一反应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追根问底。
历史学家的笃定与政治家的判断，在湖风里不设防地交汇。一杯茶，数本古籍，一句“关公姓什么”，就能让人看到文字背后滚烫的生命力。
闲话聊尽，夜已深，毛泽东起身关灯，门口回头笑道：“老周，改天再续，这道题可不能算我赢，留点悬念，也好催着我们继续查。”周谷城点头，心下暗想，史料的河流从未干涸，哪怕只为一个姓氏，也值得穷追不舍。
自此之后，两位老人又见了几次。每一次，书单更新，议题扩展，却总有一个玩笑收尾：“这回，你可有新说法？”周谷城摇头：“那就请主席下次再考。”
不知不觉，天光微亮，西湖对岸的雷峰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座塔见惯朝云暮雨，也见证了朋友间这场跨越四十载的对话。
谁能想到，国家的最高领袖和堂堂史学泰斗，偶尔也像孩童般，围着一条历史线索兜圈子。可正是这份童真，让他们在严酷现实中保有思想的锋锐。
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最大的学问在群众与历史。周谷城补了一句：“史家之道，在于存真。”一语一答，是革命者与学者的相互成全。
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周谷城写下：“与泽东兄论学，犹坐孤舟半江风雨，但闻涛声，复得清凉。”没有高亢豪情，只有逐句校勘后的沉稳语气。
人们常说关羽义薄云天，也常赞毛泽东雄才伟略，却容易忽略藏在背后的另一种英雄——坚持学问、以笔为矛的书生。周谷城便是此中代表。历史让他们走在岔路口，但信念让他们的心始终同频。
具体到那场“关公姓冯”的闲谈，学者疑，领袖证，席间重现了求真精神的光芒。对岸的柳浪闻莺，似也听得入迷。
这一夜，杭州无事，唯有书声与谈笑；这一夜，中国正翻开新的发展篇章，不期然映照进了两代人最真切的理想。
在众声喧哗的岁月中，他们留下的，不是高坐讲坛的豪言，而是一个小小疑问：当众人都说关公姓关时，可有胆量翻书去证？
延伸：学术与政治的交织背后
毛泽东对史学的兴趣，远不是偶尔兴起。早在少年时代，他便抄写《资治通鉴》提要，练就了“凡事先翻史”的习惯。延安岁月更是如此，陈伯达、胡乔木常被拎去讨论《资政新编》与《史记》，说是备课，其实是围炉夜话。正因如此，他对关羽姓冯之说如数家珍。另一方面，周谷城坚持“史论结合”的学风，强调史料考订之外，更要关注时代精神。他在《史学与人生》中写过：“大时代的潮头，需要大格局的眼界。”正是这种追求，使他能在《中国通史》中折射出现代民族国家观。两位旧友，一个深谙古今兵法，以史为鉴平天下；一个以笔为刃，揭示文明演进的逻辑。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学问当作工具，而非装点门面的枝蔓。周谷城晚年提倡“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但绝不可被现实奴役”，与毛泽东“以史为镜”的观念遥相呼应。若说一九五八年秋夜的那场对话留给后人什么启示，也许正是四个字：求真、守正。当代人重温这一问一答，可以体悟到——知识的价值不止在于解惑，更在于点燃怀疑与思索。历史不是玻璃柜里的古董，而是照见未来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