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7年二月起，政治局的活动日渐减少，而原先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亦鲜见召开。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被定位为昔日中央书记处的继任者，党与国家所有重大议题均需先行提交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进行研讨与处理。
王力、关锋
中央文革小组的例行碰头会，最初即中央文革小组的常规会议，通常于每晚在钓鱼台16楼举行。自批判“二月逆流”之后，碰头会的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等十人。2月25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被增列为列席成员，他们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同等职权，可参与所有会议与活动。随后不久，肖华亦被纳入列席名单。然而，1967年7月中旬，肖华遭到批判。7月底，穆欣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被要求返回光明日报社参与运动。8月底，王力、关锋则被实施隔离审查。此后，吴法宪加入了中央文革碰头会。1968年1月，戚本禹亦被隔离审查。3月，杨成武被彻底打倒。自那时起，中央文革碰头会新增黄永胜、温玉成两位成员。至此，碰头会的成员阵容扩大至12人，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正式成员与列席成员的界限自此不再分明，直至九大召开均保持此阵容。
1967年八月尾声，毛泽东主席作出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两名关键成员——王力与关锋实施隔离审查。此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而随后的戚本禹亦被纳入此行列，三人共同构成了震惊一时的“王关戚事件”。
“运去英雄不自由”
1967年盛夏的七月，毛主席启程南巡，将首都的诸多繁杂事务留给了周恩来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权处理。
当时，周恩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伍豪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应付眼前的一切。据说那时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当时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
尽管党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恩来却并未被江青等人彻底驯服。他忍受屈辱，耐心等待，暗中积蓄力量，静待时机。
8月7日，王力的讲话一经发表，周恩来便立即察觉到了其中的严重性。他迅速拨通了中央文革的电话，对此事进行询问，并批阅了一份收录王力讲话内容的材料，随后提议康生、王力与他一同会面，进行深入讨论。然而，康生和王力对此并未予以理会。当时，中央文革正处于巅峰时期，对周恩来的建议并未予以足够重视。
23日凌晨，火光映照下，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已被扑灭。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立刻召集外事部门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郑重声明：外交部夺权之举乃非法行为，无效；“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亦属错误；擅自封闭副部长办公室、导致外交工作陷入混乱，是对中央权威的藐视。英国代办处的火灾事件，已显露出局势失控的端倪，实乃无政府主义的典型表现。周恩来强调，对此事件需深入调查处理，并将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汇报。
“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我担忧的是这种连锁反应。我们必须确保中央领导的稳固和解放军的威信不受动摇！”他将一份关于王力“八七”讲话的文件递给杨成武，嘱托他转呈给毛泽东审阅。
当日凌晨，杨成武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令，即刻启程飞往上海，向毛泽东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并未即刻给出回应。在深思熟虑了一整天之后，毛泽东最终作出了决定。他对杨成武言道：“王、关、戚三人系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绝非良善之辈。此事唯有向总理一人汇报，须将他们拘捕，并由总理负责处置。目前可先行解决王、关二人，至于戚，暂且留待观察其后续行为。”
26日午时，杨成武急返京城，单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果断表示，事不宜迟，即刻召开会议。当夜，周恩来于钓鱼台召集了一场中央小范围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均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明确指出：“本次会议的目的，在于传达毛主席的一项关键决策。”随后，他一字一句地宣读了杨成武所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紧接着，王力、关锋被实施隔离审查。次年1月，依照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亦遭到了相同的待遇。
实则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有所关注。1967年3月2日，王力未获批准，即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于2月28日所作的批示，指出“从上至下各级均存在反革命复辟现象，需引起警惕”。毛泽东在审阅会议简报后，曾对王力表示：“你已发声，但需注意切勿伤害到总理。”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呈递了一份涉及与王力、关锋、戚本禹有所联系之人的秘密会议资料，旨在策划夺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毛泽东亦曾向陈伯达透露，北京市已落入一派人之手，然而此事错综复杂。在此，他提到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位人士的名字。毛泽东当时表示，处理他们的问题需谨慎行事，不可急躁。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便以显著的影响力，公开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文革的文章，更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撰写评论员文章与社论。他们深度参与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革核心纲领的起草。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得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他们的多篇作品屡获毛泽东的认可与赞誉，在如此背景下，他们愈发自负，态度日趋傲慢。正如王力在其后自我反省时所描述的，“更加忘乎所以，自视甚高”。他们盲目追随江青，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甚少尊重，频繁公开顶撞，言语无礼。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庇护与鼓动下，他们甚至敢于对周恩来表现出极端的不敬之态。
1967年夏日，北京大学文革组织向《红旗》杂志发出一封书信，要求其说明1962年再度刊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具体情况。此信递至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均在此信上签署，表明了他们的赞同。然而，因涉及康生和陈伯达，陈伯达在信上以“不同意”三字明确反对，并向江青表达了不满，质问为何党刊要接受群众团体的“勒令”而不感到羞耻。江青亦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在后来批判王力等人时指出，王力等人意图“排挤掉两位常委”。考虑到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动摇，毛泽东在同年夏天两次重申陈伯达作为“小组组长”的权威。
“近期，众人心情均显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下严重错误，其表现即‘左’倾盲动主义……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与我颇有干系（由我发起）……这几日来，我夜不能寐，反复思考诸多问题……我深感忧虑，生怕有朝一日，我未能坚持，偏离了主席的革命航线，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小组内部发生变故，江青同志亦感痛心。她特地吩咐春桥同志与我一同探望关锋、王力，对他们进行开导。”
9月24日，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行程，重返北京。在听取王海容等人就相关事务的汇报后，针对王、关、戚的问题，他引用了晚唐诗人罗隐的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等人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电台和各大报刊上，他们在被隔离审查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他们到处发表讲话、演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方面的群众组织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进行表态。在群众眼中，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通天人物，经常捧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尚方宝剑对各方面发号施令，狐假虎威，狂妄蛮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的崛起和垮台都很突然，在他们被隔离审查以至被送往监狱关押之后很长时间，正式的宣传媒介对他们从政坛上的突然消失都讳莫如深，不置一词。社会上关于这三个人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不胫而走，但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北师大“九七事件”
王力、关锋遭受隔离审查之际，《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林杰亦未能幸免，遭至批斗。北师大“井冈山”的负责人谭厚兰，往昔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与林杰交往密切，并深受其多番提携。从某种意义上讲，谭厚兰可以说是林杰悉心培养出的造反派领袖。即便在9月1日晚的师大革委会会议上，她依旧坚称“林杰是忠诚的革命左派”。会议结束后，谭厚兰带领师大“井冈山”的成员部分前往《红旗》杂志社，举行游行示威，以示对林杰的支持。
9月1日，师大革委会与“井冈山公社”共同发布了一份针对当前形势的严肃声明。声明中言辞激烈地指出：“自运动开展以来，一些心怀叵测之人不断将林杰、关锋与康老描绘成所谓的黑线，企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的最高领导机构，破坏毛主席亲自发起并引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罪行早已遭受了应得的羞辱和失败。然而，近期，这些人又故技重施，公然挑战中央文革领导层的指示，孤注一掷，热衷于政治投机，持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试图借此机会颠覆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的全体成员及全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此坚决表示反对！对于任何挑战中央文革的行为，我们都将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
9月3日，负责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我校“井冈山”小组成员王东返校，向谭厚兰同志汇报称，林杰同志确实存在问题，他已遭受批斗并被抄家。谭厚兰同志听闻此事后，悲痛不已，放声痛哭，感叹道：“如此一来，全国范围内的造反派势力恐怕将遭受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前景堪忧，恐怕会被葬送。”
9月2日，清华大学“井冈山”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旗”等团体召开会议，听取北师大“造反兵团”成员（成立于1967年2月，同年3月解散）对谭厚兰与林杰事迹的介绍，并就如何把握这一契机，摧毁北师大“井冈山”展开讨论。
9月6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小组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旗”团队于北航会面，达成共识。决定于次日，即9月7日，在师范大学举办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以纪念“造反兵团”的成立。届时，“造反兵团”将诚挚邀请社会各界单位莅临大会。同时，各校的“天派”成员应尽量扩大参与人数，以示支持。负责会场秩序维护的是体育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兵团”成员刘长信。大会的指挥中心设于师范大学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届时将对大会进行远程调控。
9月6日，师大革委会内部发生了一场“政变”，由樊立跃等成员主导，成功推翻了原有的革委会，并建立了“专政委员会”。在此过程中，谭厚兰遭受了抄家和自由的限制。次日，即9月7日上午，“专政委员会”组织了一场针对谭厚兰的批斗大会。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旗”组织等众多团体，纷纷派遣了大量人员涌入师大，共同参与了为师大“造反兵团”举办的庆祝活动。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一、北京师范大学今日遭受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操控，导致师大革委会被非法推翻，谭厚兰同志及师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遭到非法拘禁与斗争。这些行为均属违法行为，严重违背了中央‘六六通令’的规定，与中央负责同志近期讲话精神相悖。现予以宣布无效，并要求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权力。二、樊立跃等人自行组建的‘专政委员会’亦属非法组织，应即刻予以解散。三、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已被依法拘留，并接受审查。”
康生表示，北京市革委会发布的通告系毛主席亲自核准。在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若不及时予以遏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全国范围都将遭受冲击。”
中央文革小组于当晚接待了“天派”数个组织的代表，江青怒斥道：“你们实乃愚昧之木偶、挥霍无度之徒。我曾告诫你们莫要干涉他人之事，尔等却执意而行，终致乱局横生，落入奸人之手。务必逮捕（专政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返回后，务必开展开门整风，北京日报、市革委会亦需同步展开整风……你们对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速速回去研读姚文元的大作（即《评陶铸的两本书》），深入整风，务必进行自我检查。”
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反应既迅速又坚决有力。在王力、关锋被责令停职反省之后，出于对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的担忧——担心批判波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乃至整个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一事件保持了高度保密。当“九七事件”爆发之际，北京街头已可见“打倒林杰”的口号横幅高悬，若不及时加以遏制，批判王力、关锋等人的浪潮恐怕不久将席卷而来。中央文革小组同样不愿目睹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为倒谭震林立下赫赫战功的北师大“井冈山”就此崩塌，因为其垮台可能触发人们对“反击二月逆流”事件的全新评价。
王、关二人受审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巨大波澜。在北京的造反派阵营中，与王、关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地派”，而“天派”内部亦有人早已对王、关产生疑虑。8月31日晚，清华大学“井冈山”小组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红旗”小组的数百人涌向光明日报社，与报社员工爆发了激烈的武斗。次日中午，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势力与中央戏剧学院的“红旗文艺兵团”将穆欣绑架。周恩来总理在接到报社员工紧急报告后，立即下令释放穆欣。9月2日，穆欣致信周恩来，详细叙述了自己遭遇绑架的全过程。
总理： 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今晨5时半已回到报社。昨天下午转了几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是北航。每次转换途中及室内行动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谈话。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的主要有这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问我从小组回报社时谁同我谈的话。 “你是516兵团的后台。” “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同什么人打过电话？” “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们很不满意，对我说了许多威胁的话。谈了10几分钟，便把我送回关押的小屋。 今晨4时左右，他们蒙住我的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门外，急速把车开走。 因为昨天报社有人向您报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关注，特把经过简报如上。感谢党的关怀。 穆欣 9月2日
由此可见，北京各大专院校中的造反派消息来源极为广泛。8月30日，王、关二人被实施隔离审查，而翌日，他们便已悄然得知了这一消息。
初秋九月，北京街头陆续出现关于王力、关锋的醒目大字报。8日，中央文革办事组通过电话指令，要求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对这类大字报予以遮盖。电话中明确指出：“此类大字报不得上街传播，其主要针对的是刘邓陶等党内极少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7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强调：“中央的事务你们无需过问，诸多事宜，你们不宜了解。我们必须恪守党的纪律，不宜将之告知。我们已妥善处理的事务，你们切勿擅自介入。某些事项，我们必须限制其传播范围，仅限于极小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