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全国人大定下了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表面看，这是为了纪念当年惨遭屠戮的同胞，但更深的意思，是要在全世界面前亮明态度：中国反对侵略、捍卫尊严、维护和平的立场，不容挑战。
可每逢这个日子，日本那边就开始老调重弹，翻出个所谓的“通化事件”说：你们要求我们为南京大屠杀道歉，可你们自己呢，1945年杀了3000多日本人，这事怎么说？口气里还带着委屈。
问题是，他们口中这3000多人，是怎么死的？被谁动的手？日本舆论从不提前因，只反复暗示这是中国人的“暴行”。但一旦把整个经过摆出来，你就会明白，这事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这帮人不是无辜的“平民”，而是自找死路。
说白了，这是一次由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关东军残余联合策划的反革命暴乱。
事情从一个叫孙耕尧的通化本地人说起。这人早年还算有点骨气，在学校搞过爱国教育。结果1936年被日伪逮走，刑是挨了，利诱也来了，他没扛几天就投降，从此为了侵略者卖命。抗战胜利后照理说该被清算，可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
最大的讽刺就是，抗战打赢了，侵略者的帮凶居然爬上了台面。
他的上司李光忧，是当时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恨得咬牙。于是秘密派孙耕尧搞破坏。他俩联系上了藤田实彦，这人是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中日这俩反动派一拍即合，弄了个暴乱计划出来。
计划很简单也很狠：把投降后的3000多关东军和5000多“满蒙开拓团”侨民煽动起来，说八路军要杀光他们，把家属变成奴隶。这理由其实漏洞百出，但对战败后的日本人来说，恐惧是最好的催化剂，他们还真信了。
聚起来一看，加上土匪特务，能动员的人数破万。藤田让他们趁八路军主力不在，先手发动攻击。攻占电灯公司和电话局，约定大年初二凌晨3点，以“三闪三灭”的灯光信号全面开打。
这帮人的算盘打得精准。春节，凌晨，兵力空缺，挑的都是软肋。当时李光忧还拨了20万元经费，可见是下足了血本。
但阴谋泄了底。大年初一，辽东军区兵工部警卫连连长沈殿铠得到线报，马上报告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当机立断，立刻布防，并抓了孙耕尧。这家伙很快就招了，细节全泄出来了，唯一的麻烦是，时间太紧，藤田实彦还在外头，暴乱很可能无法完全阻止。
通化城里的情况确实凶险，留守部队不过三个连，还分散驻扎。对面的则是数量优势巨大的敌人。
敌人的第一刀很快就砍下来了。最先动手的，是通化医院的日本医生护士，带头的是院长柴田大尉。他们用手术刀、剪刀杀了在医院养伤的150多名我军伤员，下手极狠。等他们磨刀准备杀更多的时候，恰好赶到的，是朝鲜义勇军五连。这些战士是来转移伤员的，结果见到的全是被屠杀的战友，当场愤怒交火，将这股敌人消灭大半，其余的逃入黑夜。
与此同时，办公署大楼也被暴乱分子重点攻击。3点47分，灯光信号出现，大批敌人冲过来。徐国通在楼里守防，公安处长刘西淼和他并肩，打到子弹见底，就拿刀，敌人冲一个就砍一个。外面爆炸声四起，说明全城多个关键位置都在被进攻。
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没有退路。
敌人实在是太多，守方弹药消耗飞快，局面开始吃紧，徐国通甚至已经心里准备牺牲。危急时刻，转机来了。此前出城剿匪的通化支队主力，在朝鲜将领方虎山率领下连夜赶回，狠狠咬住了暴乱的尾巴。
接下来就是一面倒的反杀。乌合之众哪能和有组织的部队比，一场硬仗下来，暴乱被彻底镇压。
败势已成时，大批日本人开始下跪求饶，他们熟知八路军的宽大政策，想押着这条命逃走。可问题是，不说别的，当天在医院屠杀伤员的事刚发生。在那种血腥场面里谈宽大，是对死者的侮辱。
通化支队采取了甄别的方式，凡是确认参与暴乱的，不论是拿刀还是递信号，全枪毙。子弹不够，就直接将被俘的暴乱分子推入浑河。而据当地人回忆，那年河里的鱼肥得很。
所以日本口中的“通化事件”，如果按事实说，就是反革命武装暴乱被粉碎，暴徒付出应有的代价。和南京那种针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大屠杀，性质天差地别。南京大屠杀是侵略军蓄意的灭绝行为，通化暴乱处理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仍阴谋推翻人民政权、杀害我军伤员的武装敌对分子。
混淆这两件事，本身就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
今天我们设立公祭日，不是为了怨恨，而是提醒：和平不是乞求来的，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反咬一口的言论，都不可能把那段历史的黑暗漂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