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不可思议的“手术”开始
1947年的夏天，南亚次大陆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空气里不光有咖喱和香料的味道，还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息。就在这片古老又燥热的土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外科手术”正在悄然准备。
主刀医生，是一个叫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的英国爵士。
这位老兄是个伦敦的顶尖律师，一辈子都在跟法律条文打交道，严谨、体面，典型的英国绅士。但问题是，他要操刀的，不是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而是拥有四亿人口、历史长达几千年的印度。他的手术刀，是一支笔；他的手术台，是一张地图。他要做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划出一条线，把印度“切割”成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这听起来已经够疯狂了，但更疯狂的是，这位拉德克利夫爵士，在此之前，一辈子没来过印度。他对印度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于书本和报告。他分不清锡克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区别，可能连印度香饭和馕都搞不明白。
英国政府给了他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个决定亿万人命运的“手术”？你猜猜？一年？半年？
答案是：五个星期。
是的，你没看错。五个星期，35天。一个对印度一无所知的英国人，关在德里的一间闷热的办公室里，在一堆过时的地图和不靠谱的人口数据上，用一支笔，划下了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拉德克利夫线”。
这条线，像一把迟钝的生锈小刀，粗暴地切开了村庄、田野、河流，甚至切开了一栋房子，让厨房归了印度，卧室归了巴基斯坦。它决定了这边的人是印度教徒，那边的人是穆斯林。它更像一本巨大的“生死簿”，瞬间判定了上千万人的命运：要么背井离乡，要么血溅当场。
这哪里是什么严谨的划界？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极不负责任的逃离。英国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在二战后元气大伤，急着从印度这个“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脱身。他们就像一个渣男，玩腻了，不想负责了，只想赶紧收拾东西走人，临走前还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让两个孩子（印度和巴基斯坦）反目成仇，永远打下去。
这场荒唐的“地图手术”，拉开了一场持续至今的世纪血仇的序幕。但问题是，两个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为什么就因为一条线，结下了如此不死不休的梁子？
第一章：大逃亡与百万尸骸——灾难的直观呈现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独立。本该是举国欢庆的日子，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迁徙和屠杀的开始。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拉德克利夫线”一公布，就像捅了马蜂窝。生活在印度这边的穆斯林，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外国人”，一夜之间，邻居看你的眼神都变了。同样，生活在巴基斯坦那边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成了“异教徒”。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快跑！再不跑就没命了！”
一夜之间，上千万人被迫卷入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这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运，拖着拉杆箱，坐着高铁。那是一场真正的“大逃亡”。
人们抛弃了世代居住的家园，带上所有能带的家当，汇入逃亡的人流。公路上，是望不到头的牛车、驴车和徒步的人群。男人扛着家当，女人抱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杖，眼神里写满了恐惧和茫然。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必须离开这里。
而真正的地狱，是在铁路上。
当时，往返于印巴之间的火车，被称为“血腥列车”或者“幽灵列车”。
一列火车，原本只能装一千人，却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进去了五六千人。车厢里装不下，人们就爬上车顶，挂在车窗外，扒着车门。火车开动时，就像一个挂满了人的巨大怪物，在酷热的平原上缓慢移动。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火车常常在半路被拦下。
一群群红了眼的暴徒，手持棍棒、长刀、土枪，冲上火车。他们不抢钱，不抢物，只要命。他们根据宗教身份，把“异教徒”从人群中拖出来，就地屠杀。一时间，车厢里、铁轨旁，哭喊声、尖叫声、求饶声响成一片，但很快就归于沉寂，只剩下血腥味在空气中飘散。
当时一个英国记者发回的电报是这样写的：“今天，一列从巴基斯坦开来的火车抵达了阿姆利则站。它准时到达，但车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驾驶室里，司机已经身首异处。车厢里，层层叠叠堆满了尸体，男人、女人、孩子……没有一个活口。这列火车，就像一口移动的棺材，载着上千具尸体，驶入了站台。”
这样的“幽灵列车”，在分治后的几个月里，每天都在印巴大地上穿行。
一位幸存的老兵回忆录里写道：“我们村子组织了一队人，想去巴基斯坦。走了两天，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有些已经被野狗啃得面目全非。河水是红色的，井里也飘着浮肿的尸体。我们不敢喝水，只能喝自己的尿。晚上，我们不敢生火，因为火光会引来暴徒。每个人都像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们吓得魂飞魄散。”
这场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死亡人数在50万到200万之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这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不是士兵，只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跟我一样，心里堵得慌，拳头都硬了。你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一夜之间，邻居变成了魔鬼？几百年来都相安无事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残忍，非要置对方于死地？
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宗教矛盾”。但这个解释太简单了，也太偷懒了。就像两个邻居打架，你跑去问为什么，他说“我们性格不合”。这能是全部原因吗？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利益纠葛。
那么，点燃这场大火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宗教狂热吗？还是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拿着打火机，精准地在火药桶上点了一把火，然后转身就走，看着它爆炸？
第二章：“分而治之”的经典剧本——英国的历史原罪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目光再次投向那个“搅屎棍”——大英帝国。
英国人在殖民统治方面，是绝对的老手，他们有一套玩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叫“分而治之”。
这套玩法，说白了就跟咱们办公室政治或者一个微信群里的权力斗争差不多。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空降到一个新公司的部门经理。下面有两拨人，老张一派，老李一派，他们本来关系还行，偶尔也一起喝酒。但你为了坐稳位子，你会怎么做？
聪明的坏领导，就会开始玩“分而治之”。他会对老张说：“老张啊，你能力强，就是老李那帮人总在背后说你坏话，拖你后腿。”然后又跑去跟老李说：“老李，你资历老，威望高，可惜老张那小子野心太大，想把你架空啊。”
一来二去，老张和老李的梁子就结下了。他们开始互相猜忌，互相使绊子。这时候，你这个经理就成了最重要的人，因为他们都得来拉拢你，向你表忠心。你就稳如泰山了。
英国在印度，玩的就是这一套。
在英国人来之前，印度这片土地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信仰不同，但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好几百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娶媳妇我随个份子，我过节你来吃顿饭，磕磕碰碰有，但远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很多人的身份认同，首先是“我是旁遮普人”、“我是孟加拉人”，其次才是“我是穆斯林”或“我是印度教徒”。
但英国人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
他们像个人口普查员，非要给每个人贴上一个清晰的标签。你信印度教？好，你是一类人。你信伊斯兰教？好，你是另一类人。他们通过法律、教育、政府职位分配，不断强化这种宗教身份的对立。
一开始，穆斯林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是统治阶层，英国人来了之后，为了打压旧势力，就扶持印度教精英。等到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开始争取独立时，英国人又反过来扶持穆斯林，成立“穆斯林联盟”，用来制衡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国大党”。
就像一个群主，为了防止群里一股独大，就刻意扶持两个副群主，让他们互相掐架。今天给A副群主发个红包，明天给B副群主一个管理员权限。慢慢地，这两个副群主就从同事变成了死敌，他们各自拉帮结派，整个群乌烟瘴气，只有群主的位置最稳固。
英国人就是那个群主。他们成功地把原本只是信仰差异的两个群体，变成了两个水火不容的政治实体。他们把“宗教身份”这张牌的权重，调到了最高。到了20世纪40年代，穆斯林领袖真纳提出的诉求，已经不是“在统一的印度里要多少席位”了，而是“我们不是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你看，仇恨的种子，就是这么被种下、浇水、施肥，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
所以，当1947年英国人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仇恨已经积攒到了顶点。那场百万人死亡的大屠杀，与其说是“宗教矛盾”的自然爆发，不如说，是英国人精心导演了近百年，最后亲手点燃引线的一场大爆炸。
到这里，似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罪魁祸首就是英国，是它那套阴险的“分而治之”策略，才导致了印巴分治的悲剧。我们找到了那个“坏人”，可以尽情地鄙视它，批判它。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然而，将一切归咎于英国的“分而治之”，或许只看到了故事的第一层。这就像一场凶杀案，我们抓到了那个递刀子的人，但案发现场的布置，却藏着更深的阴谋。
这条仓促划定的边界，不仅仅是分裂了土地，更像是英国人临走前，给这两个新生的国家，悄悄埋下的三颗“定时炸弹”，或者说，是三个足以让它们兄弟反目、仇恨百年的“制度毒药”。
英国人潇洒地一走了之，但真正的悲剧，在分治之后，才刚刚拉开帷幕。
付费解锁下文，你将看到三个让印巴注定成为死对头的、比那条边界线本身更致命的“结构性陷阱”。这才是这场世纪血仇，至今无解的真正根源：
1. “国王的难题”：克什米尔——一个完美的“战争发动机”
英国人撤退时，给几百个土邦留了个“自由选择”的权力，为什么偏偏在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教派与统治者相反”的死结？这真的是疏忽吗？还是故意留下一个让两国永远流血的伤口，好让军火商们永远有生意做？这个地理上的死结，如何变成了两国军方和强硬派在国内巩固权力的“政治提款机”？
2. 水源即血脉：“关闸”的恐惧——悬在头顶的终极武器
划界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巴基斯坦的“母亲河”——印度河水系的几条关键上游支流，全部划给了印度？这相当于把邻居家的总水阀安在了你家里。这种“随时能让你渴死”的终极恐惧，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塑造了巴基斯坦的“被害妄想症”和不安全感？为什么说，对水的恐惧，比对核武器的恐惧更真实？
3. 不平衡的“出生设定”：一个“腰斩”的国家——先天残疾的悲剧
为什么要把巴基斯坦设计成相隔1600公里、中间隔着死敌印度的“东巴”和“西巴”？这种“先天腰斩”的奇葩国家结构，是如何注定了它必须塑造一个强大的“印度敌人”来维持内部统一？又是如何最终导致了1971年那场更血腥的战争，以及孟加拉国的诞生，并让巴基斯坦的仇恨与屈辱感烙进了骨髓？
看清这三个陷阱，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印巴仇恨，就像一个被精心设计好的死循环，转了七十多年，依然停不下来。这背后，是比“分而治之”更冷酷的战略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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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故事的深水区。如果你认为免费部分说的“分而治之”已经是英国人坏到骨子里了，那么接下来这三个“陷阱”，会让你看到什么叫“魔鬼藏在细节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使坏”了，这是顶级的、冷酷的、不带一丝感情的“地缘政治设计”。
陷阱一：克什米尔——一个精心设计的“永恒冲突点”
让我们先回到1947年。当时印度这片土地上，除了英国人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还散落着560多个大大小小的“土邦”。这些土邦就像是英国人罩着的小弟，名义上有自己的王公（国王），实际上都得听英国老大的。
英国人要走了，这些土邦怎么办？英国人给出了一个看似很民主的方案，叫“加入原则”：每个土邦的王公，可以自己决定加入印度，还是加入巴基斯坦，或者保持独立。
这个原则听起来没毛病，对吧？但英国人在这里面藏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他们加了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王公在做决定时，最好要考虑自己领土的地理位置和居民的宗教构成。
这就像公司散伙，老板说：“各个小组的组长，你们自己决定，是跟着A副总走，还是跟着B副总走。”同时又悄悄补充一句：“你们最好看看自己组里的人，大部分想跟谁走。”
大部分土邦的情况都很简单：王公和大部分居民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穆斯林王公统治着穆斯林，就加入了巴基斯坦；印度教王公统治着印度教徒，就加入了印度。这都很顺利，没出什么幺蛾子。
但有三个土邦，情况极其特殊，就像系统里的BUG：
朱纳加德：穆斯林王公，统治着绝大多数印度教徒，地理上被印度包围。王公脑子一热，宣布加入巴基斯坦。结果印度直接派兵进入，搞了个“全民公投”，毫无悬念地并入了印度。海得拉巴：同样是穆斯林王公，统治着绝大多数印度教徒，地处印度腹地。王公想保持独立。结果印度又用同样的方法，派兵“解放”了海得拉巴。
在这两个地方，印度的逻辑很清晰，也很强硬：王公的决定不能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和地理现实。 简单说，就是“人民的选择”比“国王的决定”更重要。
好了，现在轮到最关键的BUG出场了——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的情况，正好和上面两个反过来：印度教的王公，哈里·辛格，统治着占人口77%的穆斯林。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既与印度接壤，也与巴基斯坦接壤。
按照印度在处理朱纳加德和海得拉巴问题上的逻辑（人民意愿优先），克什米尔理应加入巴基斯坦，对吧？
但事情的走向，却完全相反。
巴基斯坦等不及了，支持部落武装进入克什米尔，想“解放”自己的穆斯林兄弟。这一下，把犹豫不决的印度教王公哈里·辛格吓坏了，他立刻向印度求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救你可以，但你得先签个字，同意加入印度。”
王公火烧眉毛，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签了《加入印度协议》。印度军队随即空运到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打了起来。这就是第一次印巴战争的由来。
现在，问题来了：英国人，这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人，难道预见不到克什米尔会出问题吗？
他们能预见到朱纳加德和海得拉巴的结局，为什么偏偏对克什米尔这个最明显、最危险的“BUG”视而不见？他们完全可以在分治方案里，对克什米尔的归属做一个明确的规定，比如根据“居民教派原则”直接划给巴基斯坦，或者提出一个“共管”方案。
但他们没有。他们故意留下了一片模糊地带，一个巨大的法律和道义上的漏洞。
这根本不是疏忽，这就是故意的“埋雷”。
为什么？因为一个和平、稳定、团结的南亚次大陆，不符合英国以及后来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利益。一个分裂、对抗、内耗的南亚，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一个永远在流血的克什米尔，就像一个“战争发动机”，起到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牵制两国发展：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把天文数字的国防预算投入到克什米尔的对峙中。这些钱，本可以用来建学校、修医院、发展经济。但现在，它们都变成了坦克、大炮和养在山区的几十万大军。两国都被这个“伤口”牢牢拖住，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巩固内部统治的“万能牌”：对印巴两国的强硬派和军方来说，克什米尔问题简直就是一张“政治提款机”里的无限额信用卡。
在国内经济搞不好、民怨沸腾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在克什米尔搞点摩擦，挑动一下民族主义情绪，高喊“克什米尔是我们的！”，国内的矛盾马上就被转移了。军方想要更多预算怎么办？搞一次军事演习，发布一份“来自敌国的严重威胁”报告，国会马上就得乖乖批钱。巴基斯坦的军政府需要执政合法性怎么办？把自己塑造成“保卫克什米尔穆斯林兄弟、对抗印度侵略”的唯一希望，人民就会支持他们。
克什米尔这个“永恒的冲突点”，让两国国内的鹰派势力永远有市场，和平主义者永远被骂“卖国贼”。冲突本身，已经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一种“必需品”。没有了克什米尔冲突，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所以你看，英国人留下的这个“国王的难题”，根本不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它成功地把克什米尔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绞肉机”和“提款机”，让印巴这对兄弟，为了这个“模糊的遗产”，打了七十多年，流了无数的血，而且看样子，还会一直打下去。
陷阱二：河水之争——悬在巴基斯坦头上的“水剑”
如果说克什米尔问题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明火”，那么水源问题，就是悬在巴基斯坦国家命脉上的一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经济和生存层面的“暗雷”。
我们摊开地图，看看拉德克利夫那“鬼斧神工”的一刀，在水系上干了什么。
巴基斯坦，尤其是它的核心地带——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大部分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片土地能成为“南亚粮仓”，靠的不是老天爷下雨，而是印度河及其支流的灌溉。印度河水系，就是巴基斯坦的“母亲河”，是它的生命线。
印度河本身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流经印控克什米尔，再进入巴基斯坦。而它的几条最重要的东部支流——萨特莱杰河、比亚斯河、拉维河——它们的上游和控制性水利枢纽，在拉德克利夫划界后，全部被划在了印度境内。
这是什么概念？
我再用那个邻居的例子。这相当于，你家和你邻居家（印度）共用一个供水系统。英国这个物业公司在划分产权的时候，把你家厨房、厕所、卧室都划给了你，但却把你家自来水的总阀门，划到了你邻居家的客厅里。
而且，你这个邻居，还跟你因为抢祖产（克什米尔）打得头破血流。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印度，从理论上讲，随时可以拧上阀门，切断流向巴基斯坦的水源。
这种恐惧，不是杞人忧天。1948年，第一次印巴战争刚打起来，印度旁遮普邦就真的切断了向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的水源供给，导致巴基斯坦大片农田干涸。虽然在国际压力下很快恢复了，但这次“断水”事件，给刚刚诞生的巴基斯坦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种“水源不安全感”，是刻在巴基斯坦国家基因里的。它比领土争端更根本，比军事对峙更致命。因为土地丢了，还可以再打回来；但水没了，整个国家就会在几个月内陷入瘫痪和饥荒。
这种终极的生存恐惧，塑造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基本看法：印度不仅是一个想抢我土地的敌人，更是一个随时能让我渴死的恶邻。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和平谈判都显得苍白无力。巴基斯坦的任何战略，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如何保证我的水龙头，不被别人关掉？
虽然在1960年，两国在世界银行的斡旋下签署了《印度河用水条约》，对几条河流的分配做了规定。简单说，就是东边的三条河（萨特莱杰河、比亚斯河、拉维河）归印度，西边的三条河（印度河、杰赫勒姆河、奇纳布河）归巴基斯坦，印度有权在西边三条河上建设一些不影响下游水量的水电工程。
但这个条约，并没有消除巴基斯坦的恐惧。为什么？
条约的执行依赖于善意：在和平时期，条约管用。一旦两国关系紧张，进入战争状态，条约就是一张废纸。印度依然掌握着“关闸”的物理能力。印度在争议地区修建水坝：近年来，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也就是巴基斯坦河流的上游，修建了多个水电站。每次印度一有新动作，巴基斯坦就高度紧张，指责印度违反条约，想把“水武器化”。
这种对“水”的争夺，让克什米尔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克什米尔不仅是“圣地”，更是巴基斯坦的“水源地”。控制了克什米尔，就等于控制了自己水龙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得比印度更加“歇斯底里”，因为它输不起。对印度来说，克什米尔是“皇冠上的宝石”，是面子；对巴基斯坦来说，克什米尔是“脖子上的水管”，是里子，是命。
拉德克利夫那看似随意的一刀，精准地切在了巴基斯坦的“颈动脉”上。他创造了一个在水资源上极度不平衡的格局，让下游的巴基斯坦，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活在“水源被切断”的终极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是印巴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第二根支柱，也是最坚硬的一根。
陷阱三：东西巴——“先天残疾”的国家建构
如果说前两个陷阱是英国人给印巴关系“外部”埋的雷，那第三个陷阱，就是给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内部”结构埋的雷。这个雷，不但加剧了印巴仇恨，还最终把自己给炸了。
我们再来看地图。1947年诞生的巴基斯坦，是一个地理上的“怪物”。它由两块领土组成：
西巴基斯坦：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
这两块地，中间隔着1600多公里的印度领土。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部分人都信奉伊斯兰教。除此之外，人种、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完全不同。西巴的人说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长得像中东人；东巴的人说孟加拉语，长得更像东南亚人。
这叫一个国家吗？
这就像一个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分部却设在了越南，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北京总部的人，要去越南分部出差，还得先跟竞争对手打申请，看人家脸面。你说这个公司能好得了吗？
这种“先天腰斩”的国家结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不稳定。
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不公：虽然东巴在人口上还略多于西巴，但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全部设在西巴基斯坦。国家的统治精英，几乎清一色是西巴人（主要是旁遮普人）。东巴在他们眼里，更像是一个提供原材料（黄麻）和销售市场的“殖民地”。东巴创造的财富，大量被转移到西巴，用来建设城市和供养军队。
文化上的强行统一：西巴的精英们，试图把乌尔都语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强行在说孟加拉语的东巴推广。这引起了东巴人民的强烈反感。这就好比，强行要求广东人开会、上学都必须说普通话，不许说粤语，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这种内部的巨大裂痕和不公，导致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为了维持这个“畸形”国家的统一，极度需要塑造一个强大、邪恶的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凝聚脆弱的国家认同。
这个“完美的敌人”是谁？当然是印度。
“我们虽然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但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那个邪恶的、想吞并我们的印度教国家——印度！”
“印度威胁论”，成了维系东西巴之间脆弱联系的唯一“胶水”。对印度的仇恨，成了巴基斯坦的“立国之本”。任何对印度表现出丝毫软化的人，都会被扣上“叛国”的帽子。
但这种靠“外部敌人”来强行粘合的统一，是靠不住的。
到了1970年，东巴人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二等公民的待遇。在选举中，代表东巴利益的“人民联盟”大获全胜，要求获得更大的自治权。西巴的军政府拒绝了这个结果，并悍然出兵，对东巴进行了血腥镇压。
这就给了印度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印度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果断出兵支持东巴独立。印巴之间爆发了第三次战争。这次战争，巴基斯坦输得一败涂地。
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被“腰斩”了。这是它建国以来最大的耻辱和创伤。一个国家，一半的领土和超过一半的人口，就这么没了。
这场裂变，对印巴关系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仇恨加倍：巴基斯坦将国家分裂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印度的“阴谋”。对印度的仇恨，从政治层面，上升到了“血海深仇”的层面。安全观更趋保守：失去了东巴这个战略纵深，巴基斯坦感觉自己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印度的攻击。因此，它的国防政策变得更加激进和不计代价，比如，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以求与体量远超自己的印度达成“恐怖平衡”。
英国人当初那个看似“尊重穆斯林意愿”的划界方案，创造了一个地理上和逻辑上都无法存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先天残疾”，注定了它必须以“仇恨印度”为基本国策。而这个畸形结构最终的崩溃，又反过来，将这种仇恨推向了极致。
这是英国人埋下的第三个，也是最阴险的一个陷阱。它让巴基斯坦陷入了一个“为了统一而仇恨，因仇恨而分裂，因分裂而更仇恨”的无解死循环。
总结：仇恨的循环与大国博弈的阴影
现在，我们把这三个“陷阱”串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
克什米尔，提供了一个永不愈合的“流血冲突点”，是仇恨的“发动机”。水源问题，制造了巴基斯坦的“生存恐惧”，是仇恨的“燃料”。东西巴的畸形结构，塑造了巴基斯坦“必须仇恨印度”的“内部需求”，是仇恨的“催化剂”。
这三个陷阱，像三个精密的齿轮，完美地啮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台“仇恨永动机”。
冲突（克什米尔）→ 强化仇恨 → 巩固国内统治（转移矛盾）→ 再次投入资源到冲突中 → 冲突加剧……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死循环。印巴两国，就像两个被锁在这个循环里的角斗士，身不由己，血流不止。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如果说英国人是这个角斗场的“设计师”和“建造者”，那么在他们走后，其他的世界大国，则扮演了“裁判”和“武器赞助商”的角色。
在冷战时期，印度倒向苏联，巴基斯坦则成了美国在南亚的铁杆盟友。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苏联为了拉拢印度，也给了印度不少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