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史之争”外传《伊尹的那些事儿》特别篇：讲讲文明是怎么被驯化的，看看善恶的本色
上次我已经聊过这个话题了，但还是有些“不懂事的人”硬要抬杠。那我再写一篇更条理清晰的文章，希望能帮大家分清好坏，让真相大白。——东论西驳 2025.02.07
【引言：当「历史比较」沦为话语陷阱】
最近，我在《伊尹往事》的视频里稍微提了下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没想到评论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有的人就说我这是在贬低西方，还说要“取关我、拉黑我”（对此，我只能说：慢走不送！）。还有的把商鞅和马基雅维利放在一起比，这些人的看法，不是太天真，就是别有用心。
他们只注意到这两个人都在玩弄权术，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一个文明是否伟大，不在于它有没有权谋的存在，而在于它能不能用伦理道德来管住权力这头猛兽。
这场争辩说到底，就是中西方在处理“恶”这事儿上的看法大不同。东方这边呢，讲的是用道德和法律两手来管住权力；而西方那边，则更喜欢拿“现实政治”这套说法来给霸权找理由。
下面，阿驳会用三个角度来聊聊这场“好坏驯服”里隐藏的文明秘密。朋友们好，我是东论西驳，和大家一起探索历史的看法！
【一、被误读的“双刃剑”：商鞅变法的制度革新与伦理枷锁】
要是咱们好好瞅瞅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就能瞧出来，商鞅其实是在搞一场早晚会被“误会”的社会制度尝试。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得把原来那些贵族的特权给拆掉，再把这些特权一点点分给秦国的老百姓，好让大伙儿和国家都更有干劲儿。
大家都听过商鞅通过搬木头树立威信的故事，但可能不清楚，商鞅变法主要就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制度，另一个是用道德规矩来管人。
说到制度，商鞅有个主张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君书?赏刑》），就是说不管贵族还是平民，犯法都得受罚。他通过户口管理和按军功封爵的办法，让大家都有机会往上爬。说到道德伦理，他觉得“法律得合老百姓的心”（《商君书?定分》），就是说变法要想成功，得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
这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的“让人害怕比让人喜欢更保险”大不一样。商鞅搞变法是为了“让国家强大，百姓安稳”，但马基雅维利呢，他把争权夺利当成了最终的目标。
……换句话来说，就是……还是老样子，意思没变，就是换了种说法来说，字数也差不多。
另外，法律和儒家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很看重法律，但同时也一直强调要保护百姓。
哪怕在法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朝，《吕氏春秋》也提出“做事得先摸清老百姓的心思”。到了汉朝，董仲舒通过“天人三策”把法家制度融入了“春秋大一统”的道德体系里。这种“法律是骨架，道德是灵魂”的文化特点，就像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外表看着凶猛，但本质上还是“敬畏上天、保护百姓”的礼乐传统。
看看《君主论》在西方经历的转变，它从被禁的书变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石”。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仅没有被道德约束，反而启发了霍布斯提出“人与人之间如战争般”的自然状态理论，给殖民霸权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恶的辩证法：制度工具与文明基因的分野】
要是咱们瞅瞅从《商君书》变到《盐铁论》的这个过程，也能瞧出法家怎么拿捏分寸、权衡利弊的。
商鞅搞改革的时候，用了一种“用刑罚来减少刑罚”（《商君书?去强》）的办法，听起来挺狠，但其实法家是想防止权力被乱用。《商君书?修权》上讲，国家治理好靠三点：一是法律，二是讲信用，三是权衡。这里说的“权衡”可不是说君王想干啥就干啥，而是说要聪明地用权力，平衡老百姓的力量。
西汉时有个讨论盐铁的会议，会上，贤良文学派的人使劲批评商鞅，说他靠严刑峻法给秦国打基础。但他们也得承认，商鞅在统一度量衡这些制度上有功劳，就像《盐铁论?非鞅》里说的。这种边批评边学习发展的思路，跟西方把《君主论》当成政治宝典的做法很不一样。……
现在被西方世界高度赞扬的《君主论》，在五百多年前，仅仅是佛罗伦萨的落魄文人马基雅维利，为了得到美第奇家族的青睐，匆匆写下的一份敲门砖，整个创作过程也就一周左右。
这本小册子编得很快，而且在美第奇家族手里也没呆多久。只是，洛伦佐·美第奇把《君主论》往抽屉里一塞的时候，大概压根儿没想过后面会发生啥事儿。
17世纪时，法国的黎塞留把马基雅维利的想法发展成了“国家理性”，给三十年战争里的大屠杀找了个理论支持；到了19世纪，德国的俾斯麦靠着“现实政治”统一了德意志，但这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到了21世纪，美国的蓬佩奥在德州发表演讲，居然把“撒谎、欺骗、偷窃”这些行为说成是“荣耀”，这简直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变得最离谱的样子了。
把玩弄权术当作普遍正确的事来做，就好比打开了充满灾祸的盒子，让那只不受道德束缚的权力野兽跑了出来。之后欧洲的战争以及全世界的混乱，都能从这本叫《君主论》的小册子中寻到思想的根由。
【三、文明观测镜：从抗疫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文明，关键就看这一点：当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集体受到威胁时，它是主动站出来解决问题，还是推卸责任不管不顾？
在新冠疫情中，当“口罩”成为日常，中国武汉选择封城，这背后彰显的是《墨子》里讲的“爱人别攻打”的道理，还有法家那种“说到做到，严格执行”的制度力量。反观西方有些国家，却在搞“疫苗自私”，把“让大家生病来产生抗体”的达尔文思想，说成是“个人自由”。这说到底，就是“人民至上”和“人民可欺”的两种文明观念在较量。
到现在为止，马基雅维利主义那一套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双重标准”把戏。有人拿“商鞅变法”来给西方霸权找借口，这其实也是双重标准的一种表现。但他们偏偏对两个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
一个是目的不一样。商鞅搞军功制，就是想打破井田制的限制，让老百姓有更多自由和出头之日。而马基雅维利说的“殖民使命”，其实就是为了抢资源，控制别人。
另一种是看重不同的价值。贾谊在《过秦论》里批评法家不讲究“仁义”，说治理国家得有温情。可基辛格在《论中国》里头却大赞马基雅维利主义，说它“特别有智慧”，觉得权力斗争是聪明的做法。
这种挑挑拣拣讲历史的方式，就好比拿青铜器上的花纹去装饰机关枪，既是对文化的不尊重，也是对智慧的嘲弄。
【结语：文明的分野，在于对恶的驯化能力】
商鞅在渭河边惩罚贵族，同时竖木取信于民时，他用的方法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狡猾，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边能伤人，另一边也可能伤到自己。
一边雕刻着“法律不偏袒权贵”的制度新变革，另一边则镌刻着“使国家强大，让百姓安宁”的道德底线。这次改革虽然被人批评为“过于严苛，缺少恩情”，但它始终没有跨过《尚书》中“敬畏上天，保护百姓”的道德红线。回过头看五百年之后，马基雅维利在给洛伦佐的《君主论》献词中，已经将政治简化为“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勇猛”的游戏规则了。
在两种“现实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文明对于恶的各异驯服理念：
中国的治国之道，就是把法家的严刑峻法放到儒家的礼仪道德框架里。商鞅搞的户籍和连坐制度，表面挺狠，其实是为了打破贵族不受法律管的特权；韩非子那套治理技巧再高明，也得回答《尚书》里说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这个问题。这种“法律是骨架，道德是灵魂”的文化传承，让秦朝的制度虽然没了，但“依法治国”的理念一直在“老百姓的力量大得很，能推翻朝廷”的警告中不断进化。
西方的权力观念，简单来说，就是把马基雅维利说的“有时候得做点坏事”当成了大家都该信的真理。从《君主论》第18章里讲“怎样守信才划算”的那些狡辩，到蓬佩奥在德州演讲时大喊的“骗人也光荣”，这五百年来，这套想法已经从私下里出主意的小本本，变成了霸权主义的教科书。
当“实际政治手腕”（就是怎么实用怎么来的政治做法）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受欢迎时，西方社会自己打开了束缚权力这头猛兽的道德枷锁。
历史总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商鞅变法写的《商君书》，现在大家还在研究讨论它的好坏，而洛伦佐家族的城堡早就没了，但他们家的《君主论》还在给现在的霸权国家提供想法——这就像《商君书》让我们明白要时刻反省自己，而《君主论》却告诉我们，有些人还是认为有权力就是对的。
当有人拿“商鞅的例子更早”来搅乱大家的判断时，他们其实是故意不提这种文明自我清理能力的本质不同。
《盐铁论》里说：“聪明的人会根据时机来变通，有智慧的人会依据事情来制定策略。”中华文明对法家思想既批判又继承，就像大禹治水那样：既要有开山挖渠的大胆行动，也要有对“自然和谐”的深深敬畏。这种文明的特点，在疫情严重时变成了“生命至上”的武汉封城决策，在面对霸权围堵时则转化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方大智慧。
那些总爱“说谎骗人”的文明，最终会在自己建的通天塔下，看到马基雅维利说的事情成真：“用坏方法得到的权力，永远都换不来光荣。”
